南昌会战落幕，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和直接统率南昌会战部队的罗卓英，都显得格外安静，没发表什么看法。
他们既没按惯例开战后总结会，也没去追究各参战部队的责任，反倒一个个都闭口不言。
这很反常。
徐州会战之后，不管是大战还是小战，打完都得好好总结反思。立功的就给奖励，犯错的就受处罚，这样军队纪律才能一直严明。
南昌会战那场仗，可以说是抗战开始后打得特别惨烈的一次，就这么一场区域性的战斗，第9战区和第3战区居然就损失了超过5万名士兵。
这仗咋打成这副模样了？到底该怪谁呢？
其实大家心里都跟明镜儿似的，一看就懂。
每次打完大仗，要是追责追得特别紧，那被问责的人肯定当不了大官，顶多就是师长、军长这个级别。
要是不去深究，那往往就意味着责任得往上边找。
达到这个程度，普通人是很难插手进来的。
通常情况下，像那种大规模的战略战役，出了问题要追责的人，职位能高到集团军的总指挥。
像武汉那场大战，就是一场特别重要的战略大战，战后开总结会的时候，被点名批评担责的，是川军里的第29集团军代总头目许绍宗，还有30集团军的总头目王陵基。
南昌那场战役属于战术层面的战斗，所以责任追究最多到军级层面。
南昌沦陷，直接责任在三个军身上，它们分别是刘多荃带领的第四十九军、夏楚中统率的第七十九军，还有李觉指挥的第七十军。
在这三支部队里，李觉带领的70军既不是日军主攻的方向，也不是他们重点突破的地方，所以，就算要追究责任，也不该第一个就拿第70军开刀。
刘多荃带领的第四十九军和夏楚中率领的第七十九军，刚好处于日军冲破防线的最前沿，这责任自然就落到了他们两军头上。
翻看两支军队的历史背景，刘多荃带领的第四十九军源自东北军，而夏楚中统率的第七十九军则归陈诚的“土木系”麾下。
那罗卓英又是啥情况呢？他正好是“土木系”里的第二号重要人物。
这么看，责任该由谁来担就一目了然了。
然而，第49军的军长刘多荃却对此表示了异议。
刘多荃觉得，是日军先从正面攻破了79军王凌云手下的76师，接着又把49军的右翼给围住了，最后才导致49军整个防线都被突破了。
夏楚中讲，日军先是打穿了49军王铁汉带的105师正面防线，接着又把79军的左翼给围住了，这样一来，79军的整个防线就被日军突破了。
说到底，刘多荃和夏楚中两人各有各的道理，互不相让，毕竟日军是从49军和79军防区的交界处打进来的，更准确地说，是从105师和76师防区的衔接处冲进来的。
确实很难说清楚到底是哪个部队该担这个责任。
刘多荃与夏楚中两人都在互相推卸责任，但身为战场最高指挥官的罗卓英，却没太当回事去追责。
他不是不想去深究，而是没法去深究，真要细究起来，这责任怕是要他自己来扛了。
这也是南昌会战结束后，罗卓英选择保持沉默的缘由。
薛岳为啥也选择不说话呢？其实啊，他这也是为了护着罗卓英。
薛岳跟罗卓英交情深厚，有回薛岳把老蒋惹恼了，在军队里都没法待下去了，幸亏罗卓英在陈诚跟前替他说好话、力荐他，薛岳这才有了重新崛起的机会。
所以，薛岳总是很照顾罗卓英，对赣北那边的指挥事务基本不插手。
不止这样，在整个第九战区里，各个集团军的后勤物资供应，全都是薛岳派去的兵站负责人来管理的，唯独赣北地区不是这样。
那么，罗卓英到底该承担啥样的责任呢？
说实话，去第9战区当副司令长官还兼着19集团军的总司令，这可不是罗卓英自己想要的位置。
但实在没辙，这是蒋委员长的指令啊。
陈诚作为老蒋的得力助手，虽备受信赖，可这种信任并非毫无保留，老蒋自然也会对他有所防备。
武汉会战结束后，陈诚被调往重庆去履新职。
按过去的做法，罗卓英本也该被调回重庆，去给他当副手。
结果被蒋介石一个命令，硬是留在了第九战区没走成。
这是蒋氏惯用的手段，叫各个击破。一个安排在重庆，另一个则放在战区。
陈诚这人虽说比较清廉，做事也实在，可缺点也不少，最突出的是脾气急，还特别自负，听不进别人意见。
简单点说，陈诚是那种能冲锋陷阵打江山的人，但守不住打下的江山。他能胜任冲锋在前的角色，却当不好坐镇后方的管家。
罗卓英刚好能补上陈诚的这个短板。
陈诚与罗卓英之间的交情，是他们在保定军校一起学习时逐渐建立起来的。
两人都学的是炮兵专业，且都来自南方，个子不算高，力气也不大。可北方的骡马个头都偏高，陈诚和罗卓英就是在这种踮着脚、弯着腰的情境下结下了情谊。
是在把分散开来的山炮部件搬上马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。
陈诚飞黄腾达了，可罗卓英并没有因此就对他百般迁就。
他对陈诚的脾气摸得很透，清楚陈诚既看不惯那种只会点头哈腰的，也瞧不上那种跟他硬碰硬，却连个像样理由都拿不出来的人。
也就是说，想跟陈诚唱反调没问题，但你得有能让陈诚信服的道理。
要是能把陈诚说动，他不但不会刁难你，还会好好提拔你。
从武汉会战那会儿就能瞧出端倪，当时郭汝瑰把陈诚保卫武汉的计划全给否了。
当时，陈诚依着德军顾问团拟定的防守方案召集众人商议，结果被郭汝瑰嘲笑说“这是等着挨打的架势啊”。
但郭汝瑰说出自己的看法后，陈诚非但没刁难他，反而马上把他提拔成了第54军的参谋长。
这个方案后来演变成了“保武汉但不在武汉直接开战”的策略。
两人因为对陈诚的行事方式了如指掌，所以在11师共事时、18军任职时，乃至担任武汉卫戍正副总司令期间，“土木系”整体都运行得挺顺畅，发展得也快，内部没闹出太多矛盾。
武汉会战结束后，陈诚被调往重庆，罗卓英则继续留在战区，此后“土木系”的掌控权便全落在了陈诚一人手里，这直接导致以18军为核心的“土木系”内部纷争不断，乱作一团。
这些事儿全都是1938年年底至1942年年初这段时间里发生的。
这个阶段，恰好是罗卓英出任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的时候。
虽说陈诚就像个聚宝盆，一个劲儿地吞并其他部队，罗卓英则如同个钱袋子，忙着把吞并来的部队重新编排，都归入“土木系”旗下，可真要论起打仗的本事，这俩人其实都不咋地。
罗卓英在淞沪抗战时确实在罗店打过一场血战，立下过战功，但他的战术指挥能力着实一般。
当战事推进到第9战区，特别是要他负责赣北这片战场时，罗卓英无疑面临着一个极大的挑战。
第九战区有两个关键命门。
一是平江地区。
平江是第九战区的后勤物资供应地，第九战区差不多所有的物资装备都存放在平江这里。
不仅如此，平江还是当初主动出击，从侧面对进攻长沙的日军发起攻击的地方。
所以，蒋氏这才命令薛岳，把杨森手下的第27集团军调去平江驻守。
二是赣北。
如果日军从武汉出兵去打长沙，那南昌的日军肯定会从另一边帮忙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赣北的罗卓英部队没法去支援长沙。
要是能打败赣北的罗卓英部队，从南昌进发的日军就能顺着江西到湖南的那条大路，作为一支侧翼部队来行动。
由于从赣北到长沙的路，上高东边的路段都损毁得不成样子了，但上高西边的路却完好无损。
武汉会战那会儿，日本军队就打起了占领南昌的主意。
但后来万家岭一战，日军106师团被打得落荒而逃，冈村宁次因此只能打消攻占南昌的念头。
武汉会战落幕没多久，冈村宁次就打起了南昌的主意。
拿下南昌有三大益处：
第一，它能连通浙赣线，让第3和第9两个战区之间的联系被切断。
二是能让日本空军飞往粤汉铁路沿线发起攻击的路程变短。
三是在日军攻打长沙之际，能作为一支侧翼部队发挥作用。
那时候，第9战区定的作战方案是，让吴奇伟军团的大部分兵力守在鄱阳湖西岸，另外派一小部分去负责南昌的守卫。
刘多荃指挥的第49军，负责在修河南岸和永修县城一带驻守防御，军队主力部署在左翼位置。
李觉带领的第七十军负责守卫修河南岸，其主要兵力驻扎在张公渡西南的山区地带。
夏楚中带领的第79军，在安义西边的山区里设下了防线。
恰在此时，原本驻守南昌的薛岳调往长沙，暂代第9战区司令长官一职，这样一来，原本由薛岳负责指挥的南昌会战就交到了罗卓英的手上。
离开前，薛岳重新做了安排，让粤军第4军从鄱阳湖西岸撤回，去负责守卫南昌。
1939年2月初那会儿，日军一个劲儿地往修河北岸增兵，看着像是要打南昌，罗卓英觉得，修河南岸就放了第70军和49军，这兵力太不够瞧了，所以赶紧把79军从安义西边调到了修河南岸。
按之前的安排，79军被部署到安义西边的山区，目的是建立一道有深度的防御线。
让79军打头阵，可另外三个军却只是沿着修河一线排开，缺乏战略上的回旋余地。
这是罗卓英在南昌会战中指挥的第一个败笔。1939年3月21日那天，日军发起了攻势，直指49军和79军的接合处。
此次攻击中，日军调集了将近三百门火炮，且在炮火轰击结束前的十分钟里，总共投掷了三千枚“特种毒气弹”。
步兵进攻前，在长达12公里的突击战线上，投放了15000个“特殊烟雾弹”。
在101师团的阵地前方，日军投下了五千个，而在106师团的阵地前方，日军则投下了一万个。
修河防线仅一日便遭攻破，第49军和79军也在同一天内被打得溃不成军，这很大程度上就是原因所在。
修河的防御被日军攻破后，他们立刻调集了135辆坦克，组成一支快速冲锋的部队，朝南方猛冲过去。
对日军而言，修河的防线不过是道小坎，赣江的防线才是真正的难关。
日军迅速推进，一路上竟没遇到任何阻拦。这便是罗卓英犯下的第二个错误。
在修河防线那里，第49军和79军都没把全部兵力派上去，就各自派了一个师，分别是105师跟76师。
那为啥其他部队不马上赶去前线支援呢？
这是因为，从二线阵地走到一线阵地，得花上一整天的脚程。
步兵辛苦走上一整天的路程，日本鬼子的坦克部队没几个小时就开到了。
那罗卓英为啥要把作为后援的二线部队，安排在离前线阵地有一天路程的地方呢？
这就不得不提，罗卓英压根儿没弄明白他要在修河跟日军打的是哪门子仗。
到底是打固守阵地的防御战，还是打灵活机动的防御战呢？
要是打防守战固守阵地的话，得布置两层甚至三层的防线，而且防线之间别离得太远。
要是采取机动防御策略，二线部队离一线阵地可别离得太远。要不然，等需要增援的时候，想赶过去都来不及。
结果，罗卓英把修河防线搞得一团糟，既不像正规的阵地防守，也不像灵活的机动防御。
眼见南昌局势危急，罗卓英赶忙向薛岳请示，打算撤离南昌。薛岳思索片刻，竟点头应允了。
这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。
那时战场上情况是，日军的坦克队伍都已逼近南昌周边，可却像死了一样动弹不得。
理由其实挺直白的，就是车没油了。
日军的后勤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战斗，压根儿没料到坦克还会出现没油的情况，最后只能紧急安排飞机空投了些油桶，这才把油料不足的难题给解决了。
过了修河之后，大部分日军炮兵部队都归建了，就只剩下101和106师团自己的炮兵还在。
打仗的野炮第六旅团因大炮过于沉重，加上道路条件差，结果被远远甩在了后头。
那南昌附近情况咋样呢？王陵基带领的第30集团军里的第72军，还有卢汉率领的第1集团军中的第60军和第58军，正朝着南昌进发呢。
李觉带领的70军没受多大伤，79军虽说有一个师被打得七零八落，可整体战斗力还在。
49军虽然吃了败仗，可现在正在高安那边集合呢，能当预备队使，再说南昌还有第4军守着呢。
只要罗卓英能硬撑下去，南昌城还是有很大机会能保住的。
核心问题其实还是出在薛岳这儿。
要是他不让罗卓英撤离南昌，罗卓英就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打了。
薛岳怎么又点头答应了呢？
理由其实挺直白的，守着南昌城的，是粤军第四军。
若一直坚守南昌，第4军可能会遭受巨大伤亡。
放弃南昌轻而易举，但想再夺回南昌，可就比登天还难了。
要是哪个关键地方被日军占了，再想抢回来，可就难喽。
所以，在南昌会战的第二阶段，负责反攻的第9和第3战区部队尽管伤亡极大，却还是未能夺回南昌。
这个本不该承受的损失，却还是发生了。
这事儿啊，一是罗卓英指挥没做好，二是薛岳心里有自己的小算盘，结果就弄成了这个糟糕的局面。
这也是南昌会战打完之后，薛岳和罗卓英都选择闷声不响，连按惯例该开的战后总结会都没开的原因。
不是不愿意开，实在是开不了啊。
但总得有人来担这个责任，最后“背黑锅”的成了东北军的第49军。
那时候，第49军下面有两个师，一个是原先东北军里王铁汉带的105师，另一个则是张传言所率领的预9师。
显然，这事儿不能怪预9师，一来105师当时守在修河南岸，二来张传言是陈诚派来的，算“土木系”那边的。
那么，49军到底被“冤枉”得多严重呢？
刘多荃这位中将军长连遭降职，两级一并降下，成了那时蒋系军队里头独一份的上校军长。
副军长高鹏云和参谋长秦靖宇（少将）被撤了职，改任第9战区长官部的附员。
105师的师长王铁汉，虽被免去了师长职务但仍在原岗位，而105师下属的两个旅番号被取消了，313旅的少将旅长康景濂和315旅的少将旅长卢广伟都被免了职，转去19集团军当附员了。
105师原本是由两个旅、四个团组成的，现在调整成了三个团，并且团的编号也都换了。
不过幸运的是，薛岳倒也没把事情做绝，还是给105师拨了两个团的新兵员。
士兵是有了，可武器装备在哪呢？
修河那一仗，105师的重型武器吃了大亏。就说那轻重机枪吧，一下子就丢了23挺。
但王铁汉哪敢开口向薛岳要增援啊？
本来士兵都打没了或者跑得七零八落了，要是连装备也丢了，那105师就只能面临一个结局——被裁撤。
不过还好，王铁汉多了个防备之心。
105师原本是按军的规模来组建的，刘多荃当105师师长那会儿，悄悄地积攒了好多物资，部队用不上的装备，都被他偷偷地存放在租来的几十条大船里。
到现在这地步，这些装备想藏也藏不了啦，只能全都拿出来给部队用上了。
南昌那场战役虽然打输了，可这场仗也并非毫无意义。
第9战区参谋处原副处长赵子立回忆说，南昌那场仗让他看透了：武汉会战结束后，日军要是进攻不顺或者撞上硬骨头，根本不会死磕，扭头就撤。
这个看法乍一看挺平常，实际上却很不简单。
后续三次长沙会战时，第9战区之所以能扛住日军三次猛攻，还反败为胜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从南昌会战失败里吸取了教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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